市民衣着

关于唐代以前扬州城市市民的衣着样式，由于缺少史料记载，尚难言明。1977年5月，在扬州城东乡的建筑工地上发现了一座唐代砖墓，墓中出土了一批彩绘陶俑，可以看出唐代的服饰样式。有一个男俑，头带幞帽，身着绿色衣衫，左手抚着胸前束带，似乎徐徐而行。还有一个男俑头戴风帽，身着红袍，有一种英武之气。又有一个男骑俑，头戴幞帽，身着长衫，足穿高靴，身体前倾，双臂一前一后，好像驱马奔驰。

这些男俑的共同特点是都穿着衫袍。衫袍是唐宋时期男子日常起居的常服，衫是对襟、单层的，较薄。若加里衬，即为“夹衫”。袍是大襟、加厚的，中有絮棉，可以御寒。衫袍有长短之分，有衣长过膝的，也有短至腰臀的。士人为讲究仪表，多穿长衫长袍，百姓为便于劳作，多穿短衫短袍。唐宋时士人所穿的衫，又谓之“襕衫”，襕衫通常是用细布制成，在衫的下摆近膝盖处，往往还加有一道横襕，“襕衫”之名即由此而来。

相比之下，这批彩绘陶俑中，女俑的服饰更为多姿多彩。有一双髻女俑，上穿绿衣，下着紫底白纹长裙，足穿“云头鞋”，神态悠闲。有一中年女俑，身着圆领的红袍，脚上穿靴，笑容满面。还有一少年女俑，身穿翻领的胡服，腰上束有“蹀躞”带，这胡服和“蹀躞”带在当时可算是时装了。这些女俑的衣着也有共同的特点：上身紧窄，下摆宽大，修体合度。也许这就是当时扬州一带妇女装束的特色，在《唐书?令狐德传》中有记载曰：“江左士女皆衣小而裳大。”出土文物与史书记载的吻合，说明了这批彩绘陶俑所表现的是扬州一带的民众服饰，而不是外地制作后运到扬州的。同时也证明了当时扬州的妇女确有“衣小而裳大”的服饰时尚。

唐代的扬州是经济文化都很繁荣的国际性的大都会，扬州服饰的时尚也会流传到外地，朝廷也把扬州的服饰列为贡品。我国典章制度史的重要著作《通典》，是杜佑在淮南节度使任上于扬州完成的，该书卷六中说当时扬州进贡的服饰和丝织品有“番客锦袍五十领，锦被五张，半臂锦百段，新加锦袍二百领，……独窠细绫十匹”。“番客锦袍”是指为到大唐来的外国使臣和商人而制作的中国式的服饰。“半臂”是一种短袖类的便服，汉魏时称“半袖”，唐宋时称“半臂”。扬州把“半臂锦”作为贡品，也说明当时的扬州有专门的服装制作工艺，能为“半臂”这种服装专门织造“半臂锦”。还有一例可以说明“半臂锦”在宫廷也是很受欢迎的。天宝年间，安禄山得宠，被封为范阳节度使，执掌今北京一带的军政大权，为抚慰这个杨贵妃的“义子”，唐玄宗赐给他的衣物中就有“半臂”。当然，这件赐物“半臂”是不是扬州的“半臂锦”制作的，不可得知，但扬州的“半臂锦”列为贡品，肯定是宫廷所看重的。

从史料记叙中，我们还知道唐代扬州制作的毡帽曾名重一时，连京城长安也有许多男子喜爱戴一顶扬州毡帽，以致市面上供不应求。史料中记述：“是时京师始重扬州毡帽”，并有人写书信请他人在扬州代购：“此间甚难得扬州毡帽，他日请致一枚”。扬州毡帽为什么会在京城之流行呢？其实，这与当时发生的一件刺杀案件有关。唐宪宗元和十年，御史大夫裴度主张对淮西用兵，遭到反对派的忌恨，当宰相武元衡被刺时，裴度也险遭不测。但当时由于裴度戴着一顶扬州产的毡帽，“刃不即及，而帽折其檐”，从而幸免于难。裴度是戴着扬州毡帽脱险的，于是“既脱其祸，朝贵乃尚之。近者布素之士亦皆戴焉。”（《资暇录》）扬州毡帽在京师流行，事属偶然，但作为御史大夫的裴度戴着扬州毡帽在京师起居出入，也说明扬州毡帽的样式是不俗的。

关于明代扬州市民的服饰，《儒林外史》第二十二回中，以到扬州混事的牛浦为叙事线索，对有关人等的穿着，进行了生动细致的描写，这些描写有三四处之多，且都是纪实性的。文中还叙述了某人由于服饰穿戴不当，遭到了一顿痛打，最后反而自己赔礼求饶的有趣故事。从中既可以看到明清之际扬州人的服装样式，也可以看出人们关于服饰穿戴上的某些特殊观念。

吴敬梓在这一回中，第一处关于服饰的描写，其场景是在牛浦的舍亲卜家，当时牛浦冒名牛布衣，接待了一位即将到淮安府安东县赴任的知县董孝廉，这位候任知县的便服是：

董孝廉下轿进来，头戴纱帽，身穿浅蓝色缎圆领，脚下粉底皂靴，三绺须，白净面皮，约有三十多岁光景。

第二处描写，是牛浦在南京燕子矶江边码头想搭乘来扬州的船，见到了前来包船的牛玉圃，牛玉圃也是一个在外混事的“文士”，但他与官场和盐商素有往来，是官府和盐商的门客：

牛浦……走出店门，只见江沿上歇着一乘轿，三担行李，四个长随。那轿里走出一个人来，头戴方巾，身穿沉香色夹绸直裰，粉底皂靴，手拿白纸扇，花白胡须，约五十多岁光景，一双刺猬眼，两个鹤骨腮。那人走出轿来，吩咐船家道：“我是要到扬州盐院大老爷那里说话的，你们小心伺候，我到扬州，另外赏你。若有一些怠慢，就拿帖子送在江都县重处！

第三处描写，是牛玉圃在船上认牛浦为侄孙，二人一同上岸吃早饭。餐馆里牛玉圃遇到了“二十年拜盟的老弟兄”王义安，这王义安是“丰家巷婊子家掌柜的乌龟”，今日却是“戴着方巾”，像是一个“衣冠人物”。不料又有两个戴方巾的秀才进了餐馆，竟为王义安乱“戴方巾”，发生了一场打斗：

忽见楼梯上又走上两个戴方巾的秀才来。前面一个穿一茧绸直裰，胸前油了一块，后面一个穿一件玄色直裰，两个袖子破的晃晃荡荡的，走了上来。两个秀才一眼看见王义安，那穿茧绸的道：“这不是我们这里丰家巷婊子家掌柜的乌龟王义安？”那穿玄色的道：“怎么不是他？他怎么敢戴了方巾在这里胡闹！”不由分说，走上去一把扯掉了他的方巾，劈脸就是一个大嘴巴，打得乌龟跪在地下磕头如捣蒜。

为什么两个秀才说王义安戴方巾就是“胡闹”呢？原来在明代，方巾是只有读书人才可以戴的一种头巾，这种头巾实际上是一种被缝成四方形的便帽，通常是用黑色纱罗制成，可以折叠，展开时四角皆方，故名“方巾”。相传当时的著名文士杨维祯应召入殿，进见明太祖朱元璋。明太祖见他头戴的方巾四角皆方，非常奇特，便问他叫什么名称，杨维祯灵机一动，答道：“此为四方平定巾。”太祖听后十分高兴，当即颁示天下，规定“四方平定巾”为儒士、生员、监生等文人的专用头巾。王义安身为妓院人物，原是不能戴方巾的，他之所以头戴方巾上餐馆，也是想借助方巾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但被真正可以戴方巾的秀才撞见了，秀才“一把扯掉了他的方巾”也是有理可论的。所以最终“这两个秀才把乌龟打了个臭死”，还“要送他到官”，“落后打的乌龟急了，在腰间摸出三两七钱碎银子来，送与两位相公做好看钱，才罢了，放他下去。”

第四处描写，是牛浦陪同牛玉圃在扬州南河下盐商宅院里，见到了原是“小司客”出身，但如今却是暴发户的万雪斋。吴敬梓用讥讽的笔调描写了这位盐商的打扮：

两人坐下吃了茶，那主人万雪斋方从里面走了出来，头戴方巾，手摇金扇，身穿沉香茧绸直裰，脚下朱履，走出来同牛玉圃作揖。

万雪斋并不是文士，却“头戴方巾”，而且是“手摇金扇”，“脚下朱履”。那两个秀才见了他这种架势，大概绝不敢上前去扯他的方巾。其实，万雪斋的社会地位原本十分低下，仅是个“小司客”。什么是“小司客”呢？吴敬梓在第二十三回中借一个扬州道士之口解释道：“我们这里盐商人家，比如托一个朋友在司上行走，替他会官、拜客，每年几百两银子的薪俸，这叫‘大司客’；若是司上有些零碎事情，打发一个家人去打听料理，这就叫做‘小司客’了。”说白了，万雪斋原是盐商家的佣人，是不该戴方巾的。但暴富后也要戴方巾，以使自己有“文气”，这种在服饰上附庸风雅的做法，也算得上是当时特有的一种民俗风情了。

关于清代康乾年间扬州市民的衣着，《扬州画舫录》卷九中有一段有关女装的简略记载，文字不多，但却记下了具体的衣衫尺寸和裙子的制作方法，很有资料价值。

女衫以二尺八寸为长，袖广尺二，外护袖以锦绣镶之。冬则用貂狐之类。裙式以缎裁剪作条，每条绣花两畔，镶以金线，碎逗成裙，谓之“凤尾”。近则以整缎折以细缝，谓之“百折”。其二十四折者为“玉裙”，恒服也。

看来，这段文字是记录了富裕人家青年妇女的日常衣着，其衣衫“袖广尺二”，连“外护袖”也要“以锦绣镶之”，穿这种衣着的妇女绝非普通人家了。从裙子的用料和做工，也可以看出这个阶层的妇女，由于经济地位较高，刻意地追求着华美，“凤尾”、“百折”和“玉裙”等裙子样式估计在当时都是十分时尚、十分考究的。

另外，从这段文字还可以看出扬州人在明清之际的服饰演变。清初，满族靠武力夺得了天下，又靠武力推行易服制度，强令汉族依照满族习俗穿着满服，“若有不遵本朝制度，杀无赦”。不过，也有不在禁令规定之内的，那就是妇女、儿童、释道等十种人，故清初有“十从十不从”之说，汉族妇女仍然可以穿明代服装。尽管如此，一些汉族妇女仍然吸收了满服的某些特点，并把这种嫁接后的服饰同明代服装结合起来穿着，《扬州画舫录》的这段记叙，其价值就在于反映了这种结合。“袖广尺二”是明代妇女罗素大袖的一种遗制，而袖口处加上“外护袖”，并且“以锦绣镶之”，这就吸收了满服喜用宽边色布镶护衣边的做法，只是扬州人把宽边色布改成了宽边绣花。另外，下裙仍是明代妇女的特色，两者的结合，反而使得这种家居便服成了一种时装。

清代中期，扬州由于漕运和盐运的特殊作用，扬州社会的繁荣也到了顶峰。这时，不仅富商大户生活富裕，即使商贩工匠等平民阶层，在为富商大户进行服务的同时，也得以“富家润身”，相对地讲，许多城市平民也算得上是小康之家。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普通的扬州市民都有可能讲究服装穿着，不仅讲究饱暖、得体，还要讲究华丽、时尚。关于当时扬州人的服饰状况，《扬州画舫录》中还有一段记叙，通过这段记叙，也可以看出当时扬州人趋时尚新的心理状态：

多子街即缎子街，两畔皆缎铺。扬郡着衣，尚为新样。十数年前，缎用八团，后变为大洋莲、拱璧兰颜色。在前，尚三蓝、硃、墨、库灰、泥金黄。近用膏粱红、樱桃红，谓之“福色”。以福大将军征台匪时，过扬着此色也。

这段文字中，李斗记录了服装色彩变化的四个阶段，分别是“十数年前”、“后变为”、“在前”和“近用”，仅仅十数年，单是衣着的颜色就经历四次变化，比之今天人们的时装变化还要来得快，所以李斗才有了“扬郡着衣，尚为新样”的结论。

至于李斗提到的“福色”，那更能反映出当时扬州人趋时尚新的心态。文中所说的“福大将军征台匪”，是指乾隆时，台湾林爽文发起了“天地会”农民起义，朝廷任命满清旗人福康安为大将军前去镇压。福康安得胜回朝，经过扬州时这位福大将军脱去戎装，身着膏粱红和樱桃红的艳丽服装炫耀过市，其自鸣得意的心态自不必说。但扬州的一帮“尚为新样”的市民，也跟着穿着此类色彩的衣装，并名之为“福色”。在我们今人来看，如果说福大将军的春风得意尚有可原的话，当时扬州市民的“尚为新样”，那实在是一种盲从了。若是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分析，唯一的解释，那就是嘲讽扬州人时所说的，“扬性”和“扬虚子”了。

到了清末民初，扬州的城市经济迅速衰退，扬州人的生活水准也迅速下降，这种社会生活的变化，在扬州市民的服饰上也有必然的反映，成书于三十年代初的《闲话扬州》一书，即有当时扬州人的服饰样式回归到简朴、平常的描述：

……服饰方面，不独女工平常，即有钱人家，在家好像都还朴素，新衣像是特为出门而制的。……在扬州简直没有大绸缎店，冒牌的西洋货与劣等的东洋货充斥，女学生则多穿阴丹士林布。

易君左是湖南人，他是“一二?八”事变爆发后，随当时的江苏省级机关疏散到扬州的，在扬州仅停留了几个月，他在扬州的游玩中，从一个外乡人的角度看扬州，仅凭直觉，谈不上深刻、准确。但人们的服饰是穿在外表的，易于让外人评说，应该说易君左这段描述还是较为客观的。他看到当时扬州人在服饰上较为“平常”，连有钱人家也“好像都还朴素”，“在扬州简直没有大绸缎店”，这些都是与民国年间扬州的经济衰退相对应。清代中叶李斗笔下的繁华早已过去，追求服饰上华美高贵的时代已是隔日黄花。民众囊中羞涩，服饰只好返朴归真。

但易君左的眼中又特别注意到当时扬州女子的“藕花衫子”，这一视角十分独特，他有这样一段叙述：

扬州女子在衣服上有一种特殊的嗜好，即是喜欢穿藕花色的轻衫。关于这点，我曾经做过两首词。

他在后文中，也的确有两首词专门描写了“藕花衫子”。文笔很典雅，不妨抄录如下：

一首是他在徐园游玩时，看见一个女子在竹林里吃樱桃，他有感于眼前的诗情画意，作词吟道：

美目春波盼，长眉翠黛描。藕花衫子最魂消；转入竹林深处，香口试樱桃。 照影清溪镜，依人画舫桡，含声深怕损纤腰；一阵兰香一片彩云飘，才是小金山畔，又遇五亭桥。

另一首是易君左去镇江，在扬州长途汽车站看见两位大家闺秀，也是穿着藕花衫子，作者又作词一首：

淡淡藕花衫，似媚还憨；人间消受此双鬓，四面青山螺子黛，都上眉间！ 深怕污娇头，玉立珊珊；锦香菱镜几回看？一路春风三十里，同到江南。

关于“藕花衫子”，应该说易君左朦朦胧胧地对当时扬州女子服装色彩的特点有所察觉，只可惜他未能点明。特点是什么呢？那就是时尚衣色素淡。扬州曾有人做过这样一首诗：“淡红衫子淡蓝裙，淡扫蛾眉淡点唇。可怜一身都是淡，偏偏嫁与卖盐人。”盐是咸的，所娶的女子却全身都是“淡”，显然，这首诗是用“淡”字作双关语来讥讽富有的盐商。但这首诗也从另一个侧面告诉我们，扬州的年轻女子曾经以浅淡颜色的服装作为时尚，这与易君左发现淡色的“藕花衫子”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