厅堂陈设

一般地说，扬州人家传统宅院里的各个厅室，各有各的用途，如客厅、书房、卧室等，若是条件许可，一般不能随意混用。这些具有专用功能的厅堂里，其家具陈设和环境装饰也各不相同，构成了特定的活动氛围和生活空间。就生活空间而言，这都些是物质的，但物质的东西一经摆布和使用，便表现出主人的性情和喜好。若一人为之，还不足为奇，若成为某一人群的集体性追求和崇尚，则是这一地域特有的社会风情了。

当然，扬州人家宅院里的厅室种类又很多，具体用途各家又不一，若要逐一予以细述，是难以做到的，也是不科学的。但具有共同特征的事物，特别是一些具有社会性特征的事物，则是不应忽视的，这就是扬州中小户人家几乎每家都有的“堂屋”和扬州大户人家每户都有的“正厅”。

关于“堂屋”，汪曾琪在散文《我的家》中，对他家的老宅有一段回忆，从这段回忆里，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是扬州人家的“堂屋”，以及“堂屋”里有什么样的特殊陈设。

汪老是这样描述老宅里的堂屋：

这所老宅子分作东西两截，或两区。东边住着祖父母（我们叫“太爷”、“太太”）和大房――大伯父一家。西边是二房（我的二伯母）和三房――我父亲的一家。……

东边正屋的东边的套间住着太爷、太太，西边是大伯父和大伯母（我们叫“大爷”、“大妈”），当中是一个堂屋，因为敬神祭祖都在这间堂屋里，所以叫做“正堂屋”。正堂屋北面靠墙是一个很大的“老爷柜”，即神案，但我们那里都叫做“老爷柜”，这东西也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长柜，当中和两边都有抽屉，下面还有钉了铜环的柜门。老爷柜上，当中供的是家神菩萨，左边是文昌帝君神位，右边是祖宗龛――一个细木雕琢的像小庙一样的东西，里面放着祖宗的牌位――神主。这堂屋大概是在我曾祖父手里盖的，因为两边板壁上贴着他中秀才、中举人的报条。有年头了。

和汪老家一样，扬州中小户人家最讲究的是“堂屋”。堂屋的功能即如汪曾祺所言：“这间正堂屋的用处是：过年时敬神，清明祭祖。”清明时节祭祀祖先和大年三十晚上敬供各方神灵，这是旧时扬州民俗生活中的大事。因此，扬州中小户人家尽管贫富有悬殊，住房有多少，室内的陈设有繁简，但不管经济状况或身份地位如何，除条件较差，无力为之外，一般地说，旧时扬州人家的堂屋里总有一张“老爷柜”，甚至可以说，这是扬州人家堂屋里的标志性的陈设。当然，中小户人家住房较紧，堂屋也不仅仅是用来敬神祭祖，它同时也是接待亲友来宾的客厅。若房屋再紧，则堂屋又可用作起居生活的其他方面，那么，这间堂屋就成了这户人家的“多功能厅”了。

扬州大户人家的宅第里，最讲究的是正厅。中小户人家在堂屋里敬神祭祖，大户人家另有家庙和祠堂，所以这一功能另有了代替。但大户人家也有冠婚寿庆一类的大事，也要接待尊贵的上宾和来客，这一功能只有在正厅里体现。

在大户人家的心目中，正厅是身份、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因而正厅在宅院中的位置、正厅周围的环境及正厅内的装饰陈设，对大户人家来说，都是十分讲究的。《扬州画舫录》卷十七中指出：“厅事犹殿也。”，就是说民众家中的“正厅”犹如官府里的“正殿”，是同等重要的。

这些大户人家的正厅有一个专用名称，叫“福字厅”。清代朝廷为表示为对重臣的厚爱，每年春节大年初一朝贺时，自王公以下，至三品京堂官止，都可得到皇帝御笔亲书的一张“福”字，各官得到“福”字后，都是装裱上匾，供奉在中堂之上，以为“奕世光宠”。乾隆曾六次南巡，每次都在扬州逗留，他在辛未年间第一次南巡到扬州时，看到扬州为迎接圣驾，将湖上亭园修葺一新，心中甚为欢悦。乾隆在游赏之余，除了在扬州题写了许多诗词联句外，又兴致所至地书写了许多“福”字，赏给了工商各户。能得此殊荣的，当然是扬州的大户了，这些大户人家都把大“福”字，制成硕大的“龙匾”，选择园中尚未署名题额的大厅，高高地予以悬挂张扬。而有的人家事先并不知道皇上有这样的赏赐，庭院中各厅都有了题额，那怎么办呢？有的是立即撤下旧匾，换上“福”字。有的干脆再兴土木，另造一厅，予以悬挂。一时间，扬州大户人家刮起了悬挂“福”字龙匾的风潮，如若没有得到赏赐的，也要借来一张，恭摹后做成匾额，也算是沾上了“福气”。后来，凡是大户人家的正厅都悬挂起了“福”字，扬州人便把这类正厅叫做“福字厅”。

上有所好，下必效之。皇帝写“福”字，大户挂“福”字，普通民众也效而仿之，扬州的家家户户，在春节期间除了有贴春联，贴挂乐的习俗外，从此也有了贴“福”字的做法，此俗一直流传到现今。现今的扬州人还喜欢把大“福”字倒过来贴，取意为“福到（倒）”了，这既是对扬州旧民俗的传承和变异，也是一种现代人的善良祝愿和祈盼。

关于厅堂里的陈设，主要指家具、摆设和有关装饰。扬州在历史上一直是我国家具的重要产地，早在唐代，扬州已有工匠专门从事家具生产，也有商人从事家具销售。《稽神录》卷三中即有扬州商人制造精美的家具，运到南京出售的记载：“广陵有贾人，以柏木造床几什物百余事，制作甚精，其费已二十万，载之建康，卖以求利。”到了明代，扬州更是以漆艺家具，与广州的硬木家具、苏州的红木家具并享盛誉。扬州的漆艺家具在明代已创立了剔红雕漆、平磨螺钿镶嵌、软螺钿镶嵌和百宝镶嵌等许多特种制作技艺，其中，百宝镶嵌又称“周制”，钱泳《履园丛话》卷十二“艺能 ? 周制”条下记述：

周制之法，唯扬州有之，明末有周姓者始创此法，故名周制。其法以金银、宝石、真珠、珊瑚、碧玉、翡翠、水晶、玛瑙、玳瑁、砗磲、青金、绿松、螺钿、象牙、密蜡、沉香为之，雕成山水、人物、树木、楼台、花卉、翎毛，嵌于檀、梨漆器之上。大而屏风、桌椅、窗隔、书架，小则笔床、茶具、砚匣、书箱，五色陆离，难以形容，真古来未有之奇玩也。

扬州本地就生产精美的家具，有一定财力的大户人家，厅室里的家具更可以称心如意地陈设布置。这些人家的室内陈设，桌椅几凳，应有尽用，但最讲究的是一进门就可看见的屏风，《扬州画舫录》卷十七即云：“陈设以宝座屏风为首务”。有关屏风的样式，《扬州画舫录》中不仅详细说明了形制和做法，有的还明示了具体的大小尺寸，单是屏风的名称就有：玻璃围屏、通景围屏、画片玻璃围屏、三屏风、插屏门和四抹玻璃门等。其中座屏，扬州人又称为“地屏”，屏面为单数，或三扇，或五扇，屏面连扣而成，中间高，两边低，故又称为“山字屏”。屏面的下方有墩木，屏面插于墩木榫槽中。在墩木的两侧各有一根立柱，立柱上有站牙，分别从两边夹着屏板。座屏不仅屏面或画或雕或漆，墩木、立柱、站牙等处都可施加雕饰。其制作工艺又结合采用了前面所列举的剔红雕漆和百宝镶嵌等，用料极其贵重，价值也难以估算，如若这些屏风还能存世，那每一件都可列为珍贵的文物。即便如此，这类宝座屏风，在当时扬州的大户人家，也是一种寻常的陈设。

旧时，有人把扬州称为“销金锅子”，清人汪沆写过三首歌咏扬州的诗，题为《红桥秋禊词，同闵莲峰、王载扬、齐次风作》，其中一首写道：

垂杨不断接残芜，雁齿红桥俨画图。

也是销金一锅子，故应唤作瘦西湖。

说扬州是“销金锅子”当然是形象化的夸张，但当时扬州富商浪用钱财也是事实，在我们今天来看这些屏风宝座，若论其实用价值，那是十分次要的，它完全是一种装饰性的摆设，扬州的富商大户以此来炫耀自己的财富，其夸耀心理的满足远远超过了实际生活的需要。

有的人家的厅堂里，则又是另一种陈设风格，相对地说，这类厅堂陈设“文气”重于“财气”。正厅迎面墙壁的上方常常挂有中堂和对联，下方多为长条几案，几案前为大方桌，方桌左右各有靠椅。长条几案上置放有瓷器大花瓶、大理石插牌等，数量不多，一般为两件，于简捷中显示出典雅和气派。而厅堂东西两面山墙处，有的人家为“博古架”（又叫“多宝架”），架上陈列有各种各样的古玩小件。有的人家为“靠山摆”，“靠山摆”也是一张长条几案，因紧靠山墙置放，故叫做“靠山摆”，这“靠山摆”上也置放古玩，只是比“博古架”上的大得多。所有这些古玩，其价都不是普通民众能够问津的，有的甚至价值连城，主人将其展示在厅堂里，虽是富有的显示，但也表现出风雅和脱俗。

旧时扬州大户人家有的本身就是士大夫阶层，他们家中的陈设表现出“文气”是顺乎自然，合乎情理的。但也有一些富商，有的甚至是暴发户，虽有钱财，但往往社会地位并不高，有的还被人瞧不起，这种人家也想借助厅堂里富有“文气”的装饰来煊染自己。扬州有句俗话，叫：“堂前无字画，不是旧人家。”这“旧人家”是指有根底的老旧家。意思是说，如果厅堂里没有名人字画陈列，那说明主人连名人字画都不会欣赏，尽管厅堂里再布置得如何富丽堂皇，那也只是暴发户，是只会赚钱的“钱蒌子”、“守财奴”。由此，明清时扬州有许多商人发家致富后，很快的便学会了附庸风雅的种种举措，清人林苏门在《续扬州竹枝词》中云：“邗上时花二月中，商翁大半学诗翁。红情绿意朱门满，不尽诗工境便穷。”原本是“商翁”，偏要“大半学诗翁”，而且是“不尽诗工境便穷”。《夜雨秋灯录》卷二中也说：“时扬州操雅者甚伙，虽盐贾木商，亦复对花吟咏。”可见当时扬州富商附庸风雅已是相沿成风。

不过，事物还要看到它的两面性，这些富商人家纷纷附庸风雅，都想在厅堂书房里悬挂名人字画，客观上又扶植了当时活动在扬州的一大批书画家。也可以这么说，清代扬州画派――即俗说的“扬州八怪”――能够在扬州这块土地上生存发展，最终在画风上冲破时弊，转向大众化、通俗化，这与扬州一大批附庸风雅的富商重视厅堂里的“文气”性装饰是分不开的。从理论上说，社会的需要决定了社会的存在，富商们厅堂装饰的需要，肯定会影响着扬州八怪书画家们的创作风格。

理论的叙述总不如文学家的描写来得生动，吴敬梓在《儒林外史》第二十二回中，有牛玉圃和牛浦二人到扬州南河下拜见盐商万雪斋的一段故事，其中就着重描述了万雪斋家厅堂里的书画陈设：

……轿子到了门首，两人下轿走了进去，……当下走进一个虎座的门楼，过了磨砖的天井，到了厅上。举头一看，中间悬着一个大匾，金字是“慎思堂”三字，傍边一行“两淮盐运使司盐运使荀玫书”。两边金笺对联，写：“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中间挂着一轴倪云林的画。书案上摆着一大块不曾琢过的璞。十二张花梨椅子，左边放着六尺高的一座穿衣镜，从镜子后边走进去，两扇门开了，……揭开簾子让了进去，举眼一看，里面摆的都是水磨楠木桌椅，中间悬着一个白纸墨字小匾，是“课花摘句”四个字。

这个盐商万雪斋原是一个盐商家中跑腿的，叫“小司客”，后来他“每年聚几两银子，先带小货，后来就弄窝子。不想他时运好，那几年窝价陡长，他就寻了四、五万两银子，便赎了身出来，买了这所房子。自己行盐，生意又好，就发起十几万来。”可见，万雪斋还真是个暴发户，他厅堂里又是金字匾额，又是金笺对联，又是名人画幅，还有颇有诗意的“课花摘句”小匾，不知底细的，仅看他的厅堂陈列，一定不会说他“堂前无字画，不是旧人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