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媒”是扬州人的口头语词，书面语词应为“媒妁”。关于“媒妁”一词，《扬州画舫录》在讲述扬州评话《清风闸》的作者浦琳的身世时即有提及：“浦琳，字天玉，……及长，邻妇为之媒妁，……”。“媒妁”一词在古代有多种解释，一说是男子说媒叫做“媒”，女子说媒叫做“妁”。又一说是“媒，谋也，谋合二姓者也。妁，酌也，斟酌二姓者也。”前一种解释仅从媒人的性别上予以分别，似乎意义不大。后一种解释强调做媒的过程和要求，则更为合乎事理。事实也的确如此，原先本无联系的“二姓”，由于媒人这个中介，把他们“谋合”到一个家庭中，这是做媒的目的和要求。同时，要“谋合”，就必须在“二姓”之间反复“斟酌”，包括斟酌男女双方的门第、财富、年龄、相貌、品行、及家庭成员等各个方面是否相配，只有多次往返“斟酌”，一桩亲事才能成功，这就是做媒的方法和过程。 关于媒人还有另外一词叫“作伐”，此语出于《诗经》，《诗经 ? 伐柯》云：“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其意是说：怎样才能砍出斧柄呢？没有斧头是不行的。怎样才能娶妻成亲呢？没有媒人是不成的。后来人们就把为别人说媒叫做“伐柯”，又叫“作伐”。 在旧时扬州人的婚姻过程中，“媒妁之言”和“父母之命”一直是合法婚姻的象征。那么，扬州人家对媒人又有什么讲究呢？我们先来看看一段唱词。扬州民间戏曲中有一曲种是“扬州乱弹”，其中有一传统剧目叫《探亲相骂》（参见韦人先生《扬州戏考》），剧中的乡下亲家母进城看望出嫁的女儿，她发现城里亲家母虐待女儿，二人便发生“舌战”，乡下亲家母这样唱道： 骂声城里老虔婆， 吊死鬼搽粉把死脸要！ 我女儿 三媒六证坐花轿， 小夫妻 恩恩爱爱如漆如胶。 生是你家人， 死是你家鬼， 凭什么，你说不要就不要？ 我看你吃了一担灯草灰， 放出屁来真轻巧。 不怕你有钱又有势， 来来来， 我们手挽手儿往公堂上跑。 这段唱词中关键的一句话是“我女儿三媒六证坐花轿”，乡下亲家母因为女儿出嫁时是“三媒六证”，故而理直气壮，不怕城里亲家母有钱有势，敢于“手挽手儿往公堂上跑”。可见，扬州人家对“三媒六证”是十分看重的。那么什么是“三媒六证”中的三媒呢？是说在男女婚姻中仅有一两个媒人还不够，要同时有男方媒人、女方媒人和中间媒人（在男女媒人中牵线搭桥的作伐者），这样才显得慎重而有气派。当然，万一婚后有了矛盾，女方便可以用“三媒”来保护自己，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是你家明媒正娶，是你家亲自上门用花轿把我迎聘进门的。这在封建社会里，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妇女权益的积极作用。 “三媒六证”的话虽这么说，普通人家并不一定非要有这么多的媒人和证人。但历代的扬州人家，男女双方不管婚前相知相识的程度如何，至少要有一个媒人，换句话说，正常的扬州人家，是“无媒不成婚”的。 旧时的媒人大体有三种类型。 一种是“红娘”式的，“红娘”一词，产生于元杂剧《西厢记》，剧中的婢女红娘，聪明大胆，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热情机智地促成了小姐崔莺莺和张生的结合，后来人们便称促成别人婚姻的热心人叫“红娘”。红娘式的媒人没有什么功利目的，双方虽是情投意合，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一时难以花好月圆，由她（他）主动地解难帮困，促成了人世间的“天作之合”。 第二种是“月老”式的，“月老”一词产生于唐代李复言的《续幽怪录》，书中记载了一则故事：“唐韦固，少孤，旅次宋城，遇异人，倚囊坐，向月检书。固问，答曰：‘天下之婚牍耳。’固问囊中何物，曰：‘赤绳子’，以系夫妇之足，虽仇敌之家，贫贱悬隔，天涯从宦，吴楚异乡，此绳一系，终不可逭。”韦固又向这位月下老人问了自己的婚姻，老人预言他将要与菜农的女儿婚配，十年后果然应验。这则故事流传很广，从此人们便称热心促成男女姻缘的媒人叫“月老”。社会上大量的媒人都是“月老”式的媒人，这些“月老”多为受双方之托，从中牵线搭桥，热情促合。虽是受人之托，却也是有请有应，终是“成人之美”。 第三种则是人们常说的“媒婆”，有的媒婆是以做媒为业，她们出于种种目的，凭借一张喋喋不休的“媒婆嘴”，甚至不惜采用各种手段来掇合男女婚姻。历史上的许多婚姻悲剧往往就是这类媒婆酿成的。扬州有句俗话，叫“会做媒的两头瞒，不会做媒的两头盘。”“两头瞒”是对男女双方隐瞒真实的要害的问题，实际上是在凭三寸不烂之舌做“谎媒”。 扬州有一则民间笑话，很形象地反映出媒婆是如何做“谎媒”的：扬州水乡有一户人家，小伙大了，有媒婆前来做媒。说是东乡有个姑娘年龄正好相仿，长得如何漂亮，行为如何端庄，如同七仙女下凡，机会难得。小伙的妈妈担心媒婆的嘴靠不住，后来又打听到那姑娘是个大嘴，心中更是不放心，就提出要去相亲，媒婆只好同意。隔了三天，媒婆带着母子俩来到东乡，那姑娘正好在家，远远一看，姑娘的确和媒婆介绍的一样，嘴也不大。小伙心动了，十分中意。还是他妈妈有心机，上前和姑娘问话：“姑娘，你妈呢？”姑娘嘴一撅说：“过河。”“干什么去啦？”“看外婆。”“看外婆有没有带礼呀？”“带鹅。”这三问三答，姑娘的嘴一点也不大。不料他妈妈突然说：“不好，我们来的时候看见一个带鹅的女人掉下河淹死了！”姑娘一吓，大哭起来，再一看，姑娘的嘴大得能吞进一只大馒头。当然，这是一则笑话，是曲折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与其说是笑话那位姑娘，不如说是辛辣地讥讽了那些隐瞒真实情况的媒婆。 现实生活中，各户人家情况不同，媒人所起的作用也大小不等。但不管各家情况如何，正常的人家为了儿女的婚事，父母总是要请出一个媒人来，这在扬州便叫做“请媒”。 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朱自清先生是最早接受和传播新文化的斗士，也是最早具有民主自由精神的学者，然而他也没有能完全摆脱封建礼教的羁绊，在婚姻上也同样跳不出封建“六礼”的窠臼，他也只好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在散文《择偶记》中，记叙了他在家乡扬州四次择偶的经过，这四次都是父母安排的，每一次都是由父母请出媒人从中牵线搭桥，而第四次请出的媒人还是朱自清的舅舅。他在文中有这样一段记叙： 光复那年，父亲生伤寒病，请了许多医生看。最后请着一位武先生，那便是我后来的岳父。有一天，常去请医生的听差回来说，医生家有位小姐。……母亲便和父亲商量，托舅舅问医生的意思。那天我正在父亲病榻旁，听见他们的对话。舅舅问明了小姐还没有人家，便说，像×翁这样人家怎末样？医生说，很好呀。 这段记叙朱先生写得比较简要，可以看出，朱自清先生的舅舅还是胜任了媒人一职。 媒人提亲后，双方家庭大体同意这门亲事，便要进行相亲。旧时男女双方除去指腹婚和童养媳外，在结婚前都不得见面，对方的情况，尤其是长相、品行都要靠双方的亲友来明察暗访。因而“相亲”，扬州人又叫“访亲”。如朱自清先生在《择偶记》中所述的第三次相亲，就是朱先生的母亲从本家叔祖母用的一个寡妇老妈子那儿暗中打听到，已经相中的那个姑娘原来是这户人家领养抱来的。而且这姑娘的养父母又很宠爱 她，没过两年，这姑娘便生了痨病，吸上了鸦片烟。所以朱先生的母亲庆幸：“幸亏当时没有定下来。”朱先生的婚事最终还是通过“相亲”确定不来的，其实，“相亲”再周到，也还是有疏漏，最后确定朱先生婚事的那次“相亲”，现场看到的竟是“另外一个人”，对这次相亲，《择偶记》中是这样记叙的： ……接着便是相亲；还是母亲那个亲信的老妈子去。这回报告不坏，说就是脚大些。事情这样定局，母亲教轿夫回去说，让小姐裹上点儿脚。妻嫁过来后，说相亲的时候早躲开了，看见的是另一个人。 古代婚姻礼仪上的第一礼是“纳采”，是男家直接请人到女家去议婚，而这在民众的实际生活中是难以做到的，因为在封建社会里，“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礼记 曲礼》），男女双方如果没有媒人从中牵线，连对方的姓名都不会知道，哪些谈得到相互的交往？再加之我国古代一直崇尚的是“男女大防”的理念，未婚男女无乎不可能有直接的社会接触，“凤求凰”的期望只产生于戏剧文学作品之中。而在事实上，婚姻又必须是男女双方的最终结合，只有让凤知道哪里有凰，然后才能去求，才能去纳采，这便是封建观念与社会现实之间的重要矛盾。媒人的产生就补上了这一环节，是媒人在日常的社会交往中，有意无意地发现了他和她，使男女隔绝的矛盾有了调和，所以说古代的“媒妁”是伴随着“六礼”和封建社会制度而必然产生的，这就是“媒妁”产生的社会基础和现实需要。 同时，媒人又是应双方父母之请而出面作伐的，是有凭有据的，对男女双方来说，媒人的话语，也是“父母之命”，是不得违背的，因而“媒妁之言”就具有了与“父母之命”同等的效力。这又是“媒妁”之所以在整个“六礼”过程中都能发挥重要作用的思想和情感的基础。 有了媒人，固然方便了男女双方的沟通，但媒人也有好有坏，若是红娘和月老，那自然是男女双方的幸运，若是遇上做“谎媒”的媒婆，那婚姻悲剧就不期而至。于是扬州人就在正式“纳采”前，先期进行“访亲”，借助“访亲”来事先了解对方情况，把“媒妁之言”予以核对。应该说，扬州人家的请媒和访亲，都是对古代“六礼”修正和变通，在男女婚姻不自由的情况下，这也是一种有益的调适和善意的补充。 一般地说，男女双方对媒人都是相当尊重的，从事前的“请媒”到事后的“谢媒”，扬州人家一般都要设宴款待，俗谓之“请媒酒”和“谢媒酒”。其实，在整个“六礼”过程中，媒人周旋于男女双方，各个环节上的酒宴更是少不了媒人，所以扬州有句俗话叫：“媒人有十八个脸朝南”，或者说成：“媒人要坐十八个上岗子”，其意都一样，“脸朝南”和“上岗子”都是指酒席桌上的首席座位，都是表示对媒人的特殊尊重。当然，扬州还有另外一句俗话，叫“新娘带进房，媒人撂过墙。”那是说男女双方一旦成亲，媒人的作用就结束了，若再发生家庭矛盾，那都是与媒人无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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