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咬春萝卜紫于梨 著名作家汪曾祺是扬州高邮人，1992年的春节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日子，这一年的春节恰逢农历二十四个节令的第一个节期“立春”，汪老十分兴奋，提笔写下了散文《岁交春》，文后还赋诗一首，以志其趣： 不觉七旬过二矣，何期幸遇岁交春。 有谚语云：“春打六九头”，是指冬至过了四十五天就到了立春。通常，立春这一天，不在十二月，即在正月。正月初一恰逢立春是很少见的，因为春夏秋冬二十四个节令的轮转，与一年十二个月的轮转都在正月初一同步开始，很难巧合在一起。如果某年的正月初一是立春，那么次年的正月初一就绝不会立春。正是因为如此，汪老才感慨“万年难逢岁交春”。 “岁交春”难逢，但“春饼”和“春盘”却是年年吃。“春盘”是什么呢？如今这种时令食俗的叫法不多见了，在古代，人们喜爱在立春前后以果品、饼饵等簇装为盘，用来招待来客，馈赠亲友，这就叫做“春盘”。古代帝王也常在立春前一日，以春盘并酒赏赐近臣。金元好问《春日》诗云：“里社春盘巧欲争，裁红晕碧助春情。”可见，春盘是人们庆贺立春，藉以“助春情”的时令风俗。另外，汪老在诗中又说道：“生菜偏宜簇五辛”，“五辛”者，当是指五种生菜：新葱、韭黄、蒜苗、萝卜、芫荽等，立春这天，用面烙饼，用饼卷这些生菜吃，故而又叫做“五辛盘”。为什么要在新春到来之际吃“五辛”呢？民众中有一种解释，说是可以“却春困”。细细想来，这种说法也有些道理，这些“五辛”都有辛辣味，适当吃一些此类生菜，既有益健康，也能令人精神振奋，这在容易昏昏欲睡的春天，使人能够“却春困”，看来也并非虚言。吃生菜，也有人认为不太卫生，人们便以生菜为馅，用薄饼裹着油炸了吃，这就是“春卷”。春卷多以韭黄肉丝为馅，外脆内软，色泽金黄，成为现今维扬小吃中的一道风味食品。 扬州人立春还要吃萝卜，谓之“咬春”。立春是新年伊始的第一个节令，是美好的时节，漫长的冬日过后，扬州人想体味，想品尝春天的感觉，便借助萝卜的新鲜脆嫩，想象“春”也可以“咬”，这真是太富于想象，太富有诗意了。明末清初有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叫费密，他的孙子费轩在扬州住过一段时日，对借助吃萝卜来“咬春”，就十分怀念，他在一首《梦香词》中写道：“扬州好，记取应年时，伏火醇醪红似蜜，咬春萝卜紫于梨。端是费相思。”费轩“咬春”的萝卜是一种紫萝卜，现今仍有这个品种，味道的确比脆梨好。旧时，人们更多的是喜欢“咬”扬州东乡产的一种名叫“女儿红”的萝卜，这种萝卜比乳头稍大些，红艳艳的，连着青翠的萝卜缨，扎成一束束的，外形和色彩都惹人怜爱。吃起来也别有风味，水灵，脆嫩，爽口。人们之所以喜欢吃这种萝卜，还有另外一层原因，是因为这种萝卜来自东乡，有“紫气东来”的祥瑞之气。 “立春”这个节令的重要意义，当然不仅在于吃。百十年前，人们还曾经以隆重盛大的礼仪来迎接立春，这便是民间所谓的“迎春”。 那时，迎春的礼仪各地都有，但扬州又与他处不同。扬州城东部有个“蕃厘观”，观内有个“后土祠”，祠中供奉着后土娘娘。每年立春这一天，扬州的府官要身穿朝服，带着一班随从，抬着用泥土塑成的土牛，来到后土祠举行迎春仪式。要宣读祭文、敬奉供品，还要由香火戏的旦角和官伎，演出“观音朝山”、“西施采莲”等赛神戏文。人们还用五彩的鞭绳抽打土牛，谓之“打春”，直到土牛击碎，将散碎的泥土伴和着五谷撒向空中，祈求后土娘娘保佑全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立春的第二天，还有“劝耕”仪式。官员们来到天宁寺西侧的“省耕旧舍”，由扬州知府亲自驾牛套犁，扶着犁把耕一耕，再象征性地撒些五谷种子，以示耕作。现在看来，这种始于宋代的迎春仪式，当然是一种迷信。但那时人们的文化程度低，“历书”也不可能普及，许多人，特别是乡间农人，不容易确切地知道立春日期是否到来。到了时令，官府用“迎春”的仪式制造出催耕的气氛，告知老百姓，春天已经来临，农事将兴，要及早做好思想上和物质上的准备。这在以农为本的社会里，其兆时、劝农的作用，还是很有必要的。 古往今来，春节是中国人最盛大最热闹的传统节日，扬州有“过五天年”之说，从正月初一到正月初五都算在过年的日子里。这几天，扬州的民俗活动最多、最集中，也最能体现扬州的风俗民情。 大年初一的清早，扬州人家的第一件事，便是放三通“开门爆杖”。 初一清早放爆杖是一例古俗，起源于借助放爆竹来驱赶山臊恶鬼。这例古俗早在梁朝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中就有记载： 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春秋》谓之端月。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 文中的“三元”，是指：岁之元，时之元，月之元。所以古人又把正月初一这天叫做“元日”、“元旦”。自从使用公历纪年后，人们将公历一月一日称为“元旦”，为避免混淆，传统的正月初一便不再叫“元旦”，因正月初一离“立春”相近，故把正月初一叫成了“春节”。 《荆楚岁时记》中只是讲“庭前爆竹”，并没有讲明当时的“爆竹”是什么样的。显然，当时的爆竹还不是我们今天用火药制成的火爆杖，古人的爆竹是用竹子做的，南宋诗人范成大有《爆竹行》一诗，较为详细地描述了当时的爆竹形制： 食残豆粥扫尘罢，截筒五尺煨新薪。 诗人的描写是艺术化的，但也是很写实的。当时的爆竹是把毛竹“截筒五尺”，放在火上烤，待到“节间汗流”时，表明已是“火力透”了，此时可以从火中取出，“当阶击地”后，便可产生如同“雷霆吼”一般的炸裂声。这种“雷霆吼”有什么民俗功用呢？诗中也说得很清楚，这就是“一声两声百鬼惊，三声四声鬼巢倾。七声八声神道宁，八方上下皆和平。”当然，后世的爆竹不再是燃竹而爆，而是燃放用火药制作成的爆竹，尽管形制改变了，但人们仍是习惯地沿用旧称，仍然叫做“爆竹”。 扬州人放的爆竹，多数是扬州生产制作的。据史料记载，明清之际，扬州各县市都有烟花鞭炮生产，并且种类已相当齐全，仅乾隆十八年（1753年）两淮盐政总管六库事务郎中普福向朝廷进贡的扬州烟花鞭炮就有：“径过七尺大烟（花）盒十架，百果呈祥十座，金丝菊四十盒，小鞭炮四十盒，小起火四十盒，大小起火二千个，七寸夜景小盒二百个，大小炮竹二万个，大小纸花筒二千个。”民国二十三年的《宝应县志》还记载，慈禧太后过60岁生日时，扬州宝应射阳镇的花炮作坊专门制作了“龙凤花炮”入贡京都，还获得了慈禧赏赐的“龙凤旗”。清末黄鼎铭的《望江南百调》中有一首词即赞誉了当时的扬州花炮： 扬州好，烟景颇堪娱。万点蜂中呈彩凤，九条龙后放飞鱼，金弹响连珠。 如今的扬州人春节期间仍然盛行放花炮，当然不会是为了驱鬼，而是借爆竹的轰响，表达祈求祥瑞的心愿。尤其是大年初一的“开门爆杖”，放三枚叫“连中三元”；放四枚叫“福、禄、寿、喜”、“事事如意”；放五枚，叫“五福临门”；放六枚叫“六六大顺”；放一串百枚的小鞭叫做“百子鞭”；让炸碎的爆杖纸屑盖满门前叫做“金玉盈门”、“满堂红”，等等，也可以这么说，随你怎么放，各种放法，都会有吉祥的解释，都会让人们喜气洋洋。 如今的花炮比旧时精彩多了。在爆杖、烟花两大种类中，爆杖又分小鞭、单响、天地响三种。特别是那小鞭，早年都是一些“小籽鞭”，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有了“电光鞭”，接着又有了五彩的“福寿鞭”、“花皮鞭”、“粗籽鞭”、“大地红”、“震天炮”等。那烟花，也从早先孩童在地面玩耍的“地老鼠”、“九条龙”等，发展出了空中观赏的“礼花弹”。春节的夜晚，扬州天空的确是“火树银花不夜天”，东面的“喷花”未落，西面的“吐珠”已绽。刚刚还是“秋菊初放”，满天黄灿，转眼又是“朝霞飞升”，红光一片。从除夕之夜到大年初一，扬州城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嘭嘭啪啪的鞭炮声，全城的人们都沉浸在欢乐的声响和喜庆的光彩之中。 扬州人是十分看重拜年的，特别是家中的晚辈在春节期间一定要给长辈拜年，甚至有“不来拜年，不认往来”的俗规。有些往来不多的亲友，平常日子里并不讲究多少礼仪，但到了春节，一定要前去拜年，即使自己本人不能去，也要派儿孙作为代表。 20年代中期的一年冬天，自清大哥回扬州度寒假。除夕之夜，家里的上上下下忙着准备春联、蒸制年糕，好不热闹，直到敲过二更，我们兄弟才到母亲房中请安。娘有点倦了，见我们进来，愣了一下，才缓缓地说：“老家已有几年没有音信了，新年里你俩能代我去绍兴看看吗？”我抢着回答：“娘，您怎么不早说，咱们明天一早就上舅舅家去，您放心吧。”“好吧，还有周先生处，也要一起去贺个年。” …… 大哥到绍兴探望舅舅、舅母以后，就去周府拜年。他在门口递上名帖，其家人接过，大声呼喊：“舅少爷来了，舅少爷来了！”并引他来到书房，见到了鲁迅先生。大哥向他请安并问了夫人好，…… 扬州绍兴相隔甚远，但为了拜年，朱自清只好奉母亲之命，专程前往，并以晚辈之礼向鲁迅拜年。由此可见，扬州人是十分注重拜年之礼的。 扬州人拜年时还有许多讲究。初一清早，家中放了三通“开门爆仗”后，就有亲友上门了，见面时总是互致祝福，“恭贺新禧”、“万事如意”、“健康长寿”，一连串的话语，洋溢着亲情和友情。亲友进门后，主人照例都要端上一只“桌盒”。这只“桌盒”是圆圆的小木盒，漆得红通通的，上乘的还可能是一件精美的扬州漆器。桌盒里放着家中最可口的各种果品茶食，其中必不可少的是桔子。为什么呢？老人说，用桔子敬客，象征着吉祥如意、大吉大利。扬州方言里“桔”和“吉”发音相近，人们借此向来客表示祝福。你如若到一个老扬州的人家去拜年，主人一定会给你递上一只红通通的桔子，口中还会说道：“尝一尝，新年走大局（桔），大吉大利！” 历史上的扬州是一座热闹繁华的商业城市。早在唐代，扬州就以繁盛著名，史称“扬一益二”。清代康乾年间，扬州更是富甲一方，当时全球有十座特大城市，中国有六座，扬州位列第三。 清代扬州是淮盐集散地，众多的盐商聚居在扬州，使得扬州的商业气氛十分浓厚。人们总是盼望财富越多越好，新年伊始之际，自然祈盼在新的一年里能够财运亨通，财源滚滚。于是，除夕之夜有的人家会把大门用红纸条封上，谓之“封财门”。大年初一早上，家中的大门别人不能开，一定要等一家之主开，因为新年里首次开大门，又谓之“开财门”。清人厉惕斋在《真州竹枝词》中写有一首“开财门”，词云： 人家多住在春台，迎著祥曦户户开。 这仅是正月初一开财门。到了正月初五，俗传这一天是路头神的生日，路头神是江南一带信奉的财神，照例又有一番祭祀迎接。顾禄《清嘉录》卷一云： 五日，为路头神诞辰。金锣爆竹，牲醴毕陈，以争先为利市。必早起迎之，谓之接路头。 因为要“争先为利市”，所以商家总是要争着第一个接到财神，有的不是“早起迎之”，而是深夜里就抢先放鞭炮，以示接到了财神，故后人把“接财神”发展为“抢财神”。接财神的风俗，起初是商家的行业习俗，后来又为其他市民和农村百姓所效仿，到了今日，此俗仍存，许多商家和住户，在正月初五清晨依然要放上一通爆竹，以示迎接。开门营业后的店堂里也总会看到：“开张大吉”、“黄金万两”、“招财进宝”等吉利语。 那么，路头神究竟是怎样一位神灵呢？这种信仰在人们的观念中又是发展而来的呢？ 路头神，又叫“五路财神”、“路头财神”。路头神是民间俗信中诸多财神爷中的一员，其身份和由来有多种解释。有一种说法流传较广，认为“路头神”是主管行旅的神，又叫做“行神”。“行神”早在先秦时期就己列入国家祭祀仪典。孔颖达疏《礼记?祭法》中就提到祭祀“行神”。后世，人们认为路通向四面八方，处处有神灵，想象东、南、西、北、中五个方向都有路神，路神又叫成了“五路神”。扬州一直是个商业城市，位于水陆交通的要道上，要发财，就要有货物运输、人员往来。而货物和人员是靠道路来交通的，因此扬州人的俗信中，就认为路神既主商旅，又主财运。行神便由此衍化成了路神，路神又衍化成了财神。正月“初五”是新年的第一个“五”，与“五路”财神的“五”在数字上吻合，人们便附会出这一天是“五路财神”的生日，纷纷争抢迎接。这一俗信在今天来看，是有荒诞之处，但也有某些合理的成份，我们不是常说的“要想富、先修路”吗，可见“路”与“财”确有特殊的因果联系。 旧时，扬州人的心目中财神有好几位，除了这位“路头神”和商家供奉的财神赵公元帅外，富有扬州地方特点的财神是位于黄金坝的邗沟大王庙里的财神。邗沟大王庙里供奉的财神是两位吴王，一位是吴王刘濞，另一位是吴王夫差，由于二位吴王对扬州建城作过重要的贡献，所以人们把他们当做财神祭祀。成书于本世纪三十年的《扬州览胜录》卷四云：“邗沟大王庙俗称邗沟财神庙，在便益门北官河旁，中为吴王夫差像，配以汉吴王濞。……至乾隆间，则有借元宝之风，香火不绝，谓之财神胜会。至今仍相沿成习，于正月五日烧香时，爆竹声喧，箫鼓竟夜，沿途士女往来，车如流水，有借元宝者，有还元宝者，人持纸钞，络绎于途，可谓新年胜景。” 人们祖祖辈辈都在正月初五迎接财神，效用又是如何呢？李涵秋在他的以扬州的人和事为背景素材的长篇小说《广陵潮》中，描述了主人公云麟正月初五接财神的情景，可以作为最好的解答： 这一日黎明，那外面爆竹声煮粥也似地响。比元旦那一天还利害。…… 云麟衣冠齐楚。堂上设香案，放了五个酒杯儿、五个茶杯儿。一方五十三两猪肉，用盘子盛着，也把来放在桌上。香烛辉煌。恭恭敬敬磕了来，又替母亲秦氏贺节。秦氏笑道：“多谢你相公。今年名利双辉，财源辐辏。” 云麟敬过了神，随意闲话，笑道：“娘呀，看世上敬财神的人也不少，怎么有钱的还是有钱，穷的还是穷？可想这财神也没有什么公道。如我们家里，哪一年不敬财神？谁知敬来敬去，今日桌上放供的还是五十三两一块猪肉，并不曾敬出一块五十三两的元宝来。”…… 李涵秋借作品中主人翁云麟的调侃话语，道出了扬州人既盲从于世俗，又不满于世俗的一种矛盾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