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扬州的社火杂戏中还有一项富有地方特色的，就是社火行进行列中最引人注目的“跳判”。 跳判，又叫“跳判官”。《真州竹枝词引》说道：“纱帽红袍，蹲圈椅背上，或起或坐，演出各样身段者，曰‘跳判’。”其后又有“跳判”一词云： 现身说法示官曹，椅上蹲蹲坐不牢。 作者厉惕斋在这里也是语义双关，是借社火行列中的判官来告诫官场中身着官袍的“乌纱圆领客”。但社火中跳判者是如何演出各样身段的，厉惕斋并没有细述，还是对家乡的民间文化极为了解的汪曾祺先生，他在《故里三陈》中作了详细而有趣的描写： 再后面是跳判的。判有两种，一种是“地判”，一文一武，手执朝笏，边走边跳。一种是“抬判”。两根杉篙，上面绑着一个特制的圈椅，由四个人抬着。圈椅上蹲着一个判官。下面有人举着一个扎在一根细长且簿的竹片上的红绸做的蝙蝠，逗着判官。竹片极软，有弹性，忽上忽下，判官就追着蝙蝠，做出各种带舞蹈性的动作。他有时跳到椅背上，甚至能在上面打飞脚。抬判不象地判只是在地面做一些滑稽的动作，这是要会一点“轻功”的。有一年看会，发现跳抬判的竟是我小学的一个同班同学，不禁哑然。 汪老所说的“地判”，又叫“文判”。通常是一人扮演判官，四个人扮演前后开道的小鬼。小鬼们左蹦右跳、丑态百出。判官则耀武扬威，驱使喝斥。小鬼和判官都是动作夸张，风趣幽默，于嬉戏玩耍中，增添了社火的乐趣。汪老又说到了“抬判”，抬判相对于地判而言，又叫做“武判”。武判的“轻功”实际上就是后来京剧武生的毯子功，跳武判的在走动中的座椅上左仰右卧、翻扑倒立，的确要有高超的技巧。 在乡村社火中，还有许多深受扬州百姓喜爱的杂戏，如舞马灯、挑花担、打莲湘、荡湖船、逗河蚌、哑老背妻等，这些杂戏乡土气息浓郁，百姓喜闻乐见，许多表演形式都被现今的各种表演艺术吸收借鉴。 扬州的社火杂戏最初起源于什么时期，初创于何人，因时代久远，资料匮乏，很难一一论定。但也可以作这样的估计，这些社火杂戏最初都是乡村傩戏的一部分，是在祭神逐疫时表演的带有原始宗教和迷信色彩的民间歌舞，后来因神会出会的需要，便把傩戏中具有表演性、娱乐性的那部分歌舞片断重新加工组合，形成出会游行时的活动项目。这在社火杂戏参与者的构成分析中可以得到印证。在民间文艺的采风中，我们发现扬州社火杂戏的参与者大致有三种人：一是旧时唱香火的僮子，他们原是乡村傩戏的主角，平时务农，有了祭神、逐疫的仪式时，由他们做香火。惺庵居士在《望江南百调》中云：“扬州好，古礼有乡傩。面目乔装神鬼态，衣裙跳唱女娘歌。逐疫竟如何？”就是指的这种人。这些僮子有表演经验，在社火杂戏中，他们是组织者，也是重要角色的扮演者。第二种人是一些文人，如乡村里的秀才和私塾先生等，他们有文化，会写唱词，也会谱曲，许多民间小调和民歌都出自他们的笔下。扬州八怪的代表人物郑板桥就为乡村艺人撰写过八段《乡村演戏词》和十首《道情》。 第三种人是一些工匠，这些工匠的行业大体为：瓦匠、木匠、篾匠、铁匠、铜匠、皮匠、裁缝和剃头师傅，扬州人又称为“八匠”。这八匠都是手艺人，他们在劳作之余，十分喜好参加这类的社火杂戏，他们从平民生活的乐趣出发，创造出了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表演项目。在这三种人中，除文人不直接参与演出外，僮子和工匠既是骨干演员，又是歌舞编导。尤其是“八匠”们，他们有行会组织，在出会时借助行会组织的力量，出面协调和安排社火杂戏的表演项目。他们用自己的才智，使社火杂戏在扬州的地方文化中独树一帜。 扬州乡村有句俗话叫：“我乐你，你乐我，敲起锣鼓耍社火。”乡村里的社火，的确是民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大众的参与性广，自娱性强，许多民众，上场是演员，下场是观众。民间社火之所以能够代代相承，久盛不衰，这大概是主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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